浙江在线6月28日讯余慧珍珍藏的两张带框照片，明显是同一批拍的，但姿势不同。
那时候，杭州人很流行拍“三式照”，正面，侧面，更侧一点，付一笔钱，一口气给你连拍三张样子的。
故事讲到这里，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二我轩虽然以拍西湖风景照出名，其实，在老杭州心目中，它拍得最多的是人像，以肖像照见长。
从无数个体的生存状态，到杭州家庭的生活变迁，再及这片湖山的沧海桑田……以二我轩为代表的杭州最早的照相馆，它们无意之间，成为厚重的人文、社会、历史价值的视觉承载。
二我轩的伙计，扛着三脚架爬到宝石山上，拍了一批照片，这批照片现在留在浙江档案馆里。
名人到杭都会打卡二我轩
很多读者给我们留言，都提到，1963年，延安路上又开出了二我轩。
1953年二我轩关闭后，余铁华到清泰街摆摄影摊为业。1963年，他联络了另外两位个体摄影户，在延安路开了照相馆，初名二我轩，后来更名为立新照相馆，并改为集体所有制单位。1974年余铁华退休后，仍返聘为技术指导。
上世纪60年代，杭州高氏照相机博物馆馆长高继生曾从延安路上的二我轩收了一台老相机。“很高，有一米八左右。”他说，一起买下的，还有两个景德镇生产的显影盆和一沓西湖老照片。
二我轩曾经很风光。很多名人到杭州，都要在二我轩定点拍一张照片。二我轩是杭州最早使用“电光照”技术的照相馆，拍摄人物肖像非常逼真，公职人员的人像照非二我轩不可。
孙中山先生曾在二我轩拍过一张全身照，着西装 ，后来被二我轩专门放大成一张等身照，挂在店里做广告。当时杭州城里开大会，必会借去置于主席台。余铁华曾跟阙维民回忆，1945年抗战胜利回杭后，他还见过这幅照片的底片。
余慧珍的姑姑余贞廉也曾跟阙维民说，小时候，同盟会民主人士常常光顾二我轩。当时凡进店者，必在门口账簿上留下名字。她在账簿上见到过陶成章和秋瑾的名字。
鲁迅也来拍过照片。
中国美院的王犁老师给我们发来一张照片，照片中的鲁迅，穿着就如其友人许寿裳回忆的一样：“初到时，仍着学生制服；或穿西装。彼时他摄有照片：西装内着一件雪白的立领衬衣，戴领带，短发短髭，眼神炯炯，英气勃发。”
这是一张侧面留影，裱在一个椭圆框内，右下角是二我轩的落款，摄于1909年。
当时，鲁迅刚从日本回国不久，任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化学、生理学教员，兼日本植物学教师的翻译，是许寿裳的同事。
除了给名人拍照，那时候，照相馆还承担一些重任——某些重要场合，得请名摄影师来拍才行。
仲向平曾找到一张辛亥革命志士王金发就义前的照片，这位孙中山和秋瑾的战友在杭州进行革命活动时被捕。照片上的他被反手绑在木棒上，表情镇定自如。
“这张照片，目前不能确定是在二我轩拍的，但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二我轩除了拍风景、拍人像，也是社会事件的记录者。当时，一些重要会议、事件场合，一定会请擅长人像的摄影师来拍。因为要验明正身，不能有差错，存入档案。”仲向平说。
拍一张照片要花半个月工资
余寅初掌门的年代，除了二我轩本店，也会在西湖边摆摊，就是分理处。
第一分理处，在三潭印月。一个摊位，一顶阳伞，你游西湖正好玩到这里，经典打卡处，照片来一张，拍完伙计会告诉你，哪天去城里某某照相馆拿。
现在，那一带也有旅游拍照的摊位。
孙中山很喜欢在九曲桥的“摊位”拍照，很多杭州人也都喜欢。因为这是个标志性的地方，前景是弯弯曲曲的桥，后面有个漂亮的亭子，再后面是湖中湖。人往镜框里一站，拍出来没有不满意的。
仲向平说，孙中山来过杭州7次，他的杭州陪同人员会提前叫杭州拍得最好的照相馆师傅，到三潭印月等着。“那时没有随行的记者。很多照片，就是历史事件的珍贵影像。”
余慧珍听爸爸说起过，三潭印月的摊儿摆着，晚上伙计也住在那边，不回来。有一年西湖结冰，上面可以走人。爸爸就拎着篮儿，走到三潭印月给他们送饭。
仲向平说，1930年代，杭州有30至50家照相馆，湖滨最多，集中了20多家，城站、南山路、三潭印月、城隍山上，都有分布。但人们去照相馆，更多的是拍全家福、标准像、结婚照。
上世纪初，杭州人家民间婚娶，都以赴二我轩为荣。遇到留学、生日、毕业这些重要节日，也要去照相馆拍一张人像。
那个年代的照相师傅，其实很少会去拍风景。
“老底子胶卷很贵，拍一张全家福要几块钱，相当于一个普通人的半个月甚至一个月工资。”仲向平说，当时的人们根本舍不得拍风景，绝对不会东拍西拍。搬家的时候，连祖屋、花园，也舍不得拍。所以造成了当时杭州的西湖、马路、建筑等等照片很少，而结婚照、毕业照、满月照很多。”
“二我”背后的记录意义
二我轩也带出了不少的学徒，后来在杭州开出其他有名的照相馆，天福照相馆（解放路）和活佛照相馆（仁和路旧94号）。
仲向平以前在浙江电影机械厂工作，跟照相馆经常打交道。
他说，在杭州照相业，二我轩一直排老二，活佛才是老大。他是从1930年代照相馆的注册资本数据判断的。活佛15000大洋，二我轩是8000大洋。
清末，城隍山上还有个镜花缘照相馆，也当过老大。不过，活佛后来居上，始终是老大，二我轩始终是老二，互相之间有竞争又有合作。
今年90多岁的张侯权老人，对二我轩和活佛的印象也很深。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湖边的照相馆时兴卖那种一沓沓的西湖风景照，都印成2寸、4寸大小，20张或40张一套。拍得最好的就是二我轩和活佛。
拍摄西湖老明信片的张侯权后来去拍西湖风光片，也跟这个有关系，他的基本功就是一位在活佛做过的老师傅带出来的，教他怎么构图，看起来画面更平稳更好看。
上世纪60年代，二我轩画上了句号。可是，“二我”这两个字，已经深深印在杭州人的脑海里了。
上世纪80年代，湖滨平海路口开过一家“二我也”，那时候天天路经于此的美院学生王犁咂摸着这两字，觉得“很耐品”，自然而然就把它跟老字号二我轩联系到了一起。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国内旅游业初兴之时。这家“二我也”其实是杭州市饮食服务公司开的一家服务门店。
那时候的“潮人”，已经不满足于印在小小方寸之间的西湖风景照，尽管摄影还是个新潮的玩意儿，尽管买得起相机的也多是老外和华侨，可不少人还会在“二我也”小小四开门的店里租相机、买胶卷、送冲印。
“店里不拍照，只租卖器材。”曾经的“二我也”经理沈维镛告诉我们，这家店一直开到1995年才关门。
当摄影渐渐普及，杭州公共空间的影像资料也越来越多。
这时，再回看引出这段“寻找”的留言的那个故事，才愈来愈觉得珍贵——
“淞沪战争结束，上海已经沦陷，当时杭州城里的有钱人，能够逃的人，都开始西迁，丰子恺的散文里，就可以看到从南星桥雇船去桐庐的情景。杭州沦陷的前十天，这个‘二我也’（注：应为二我轩）的伙计，带着那个年代德国产的照相机，扛着三脚架到了宝石山上，拍了一批照片，这批照片现在留在浙江档案馆里。对于这个伙计来说，杭州是故乡，马上要离开，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回来，我拍点照片给自己看看，留个念想吧！”
这位伙计或许根本不懂什么是纪实摄影，但他本能地意识到，应该存留下这一段视觉记忆，这是我们的家国。
